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对中华士人人生哲学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还被转化为其审美境界的重要内涵

　　中华美学推崇诗意化的人生境界，这一审美传统建立在儒释道哲学的基础之上。很早以来，中华哲学就已形成了重视人生境界的各种思想和学说。例如，先秦儒家以恢复礼乐文明为己任，把圣贤人格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讲究温柔敦厚、中庸节制、文质彬彬，志在建设和谐有序的理想世界。道家对礼乐制度持批判的态度，以自然无为为文化理想，认为道法自然、逍遥自在、不被物役的真人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因此，它追求个体的生命自由和精神自得，以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存在感。佛教禅宗注重个体生命智慧的开启，采用权宜说法、方便法门，强调当下即是、独特唯一的感悟，于是，充当生命的觉者成为禅宗向往的人生境界。

　　我们也应注意，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在人生境界论方面又存在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认为人生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而不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儒家讲美善合一，又把“浑然与物同体”“民胞物与”等作为求真的境界。道家注重体道求真，逍遥人生，各适其性，但实际上，从老子到庄子，都把善作为真、美合一的前提，《道德经》有很多地方提到道德问题，《庄子》有很多篇目描述高尚的德行，可见，道家也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佛教对善的强调无需多讲，不过，佛教对真和美的诉求却别有意味。它追求的真是指真如、真谛，是个体对世界的真实体验，而不是知识理性，它追求的美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美感，而是以般若空性为内涵的微言妙意，审美不过是传达佛理的中介而已。

　　为了提升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中华哲人也提出了相应的进修功夫。《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天地，周敦颐“观天地生物气象”，王阳明“致良知”，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属于人生境界的进修之路。这种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对中华士人人生哲学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还被转化为其审美境界的重要内涵。

　　冯友兰、宗白华等对人生境界有所论述。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宗白华则把人生境界分为五个层次：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宗教境界。其中，功利境界主利，伦理境界主爱，政治境界主权，学术境界主真，宗教境界主神。这五层境界能概括一切吗？其实不然。因此，宗白华又在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之间划出一块领域，作为主美的“艺术境界”。宗白华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全集》第2卷，《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在他看来，艺术的形式结构，如点线的组织、色彩或音韵的和谐，与生命情绪的表现交融为一，创构一种“艺术境界”。巍峨崇高的建筑表现出一种境界，悠扬清妙的音乐启示着另一种境界。宗白华所说的“境界”，属于审美境界。

　　淡泊名利、参透荣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开启清净的心源，影响着超凡脱俗审美境界的生成

　　从中华哲学派生出来的美学精神，特别强调超越世俗物欲、功名利禄对审美心胸的遮蔽或阻滞，从某种意义上讲，审美活动能使心性复归本真状态，使心境变得活泼自在，这是中华传统士人的人生境界和审美理想。道家主张心无所悬，远离得失计较，臻于自由自在的超然境地。庄子欣赏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认为声色、气味、得失、进退等会对人性造成戕害，假如被外物所役，被境相牵系，心灵就会不得自由，乃至丧失天性，无法抵达理想的状态。

　　禅宗主张平常心即道，随心自在，破除对外在境缘的执着。所谓“担柴挑水，皆是妙道”，遇境触缘，畅达自在。心体廓彻澄明，自性清净灵明，参透声色，涤荡毁誉，勘破荣辱，淡化名利。禅宗秉持般若空观，艺术家也以此作为审美人格或精神境界，试图超越卑琐的生存状态，使生命的智慧大放光明，照亮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

　　在道家哲学和佛教色空观的启发下，中华美学推重超然物外的精神，对艺术家的人生境界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被物役，不为境牵，成为最基本的性情颐养的功夫。他们心胸淡然，知足自乐，不丧己于物，也不失性于俗。这种淡泊名利、参透荣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开启清净的心源，也成就了艺术家卓尔不群的旷达品格，还影响着超凡脱俗的审美境界的生成。

　　在中华美学领域，由于士人作为精英阶层身份特殊且贡献突出，士人美学居于中华美学的主流位置，每当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时期，士人总是首先觉醒，担负起文化传承的重任，且在审美理论和实践中建构起新的传统，成为中华美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苏轼倡导“士人画”，就是以张扬士人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在他看来，士人进行绘画创作，有比一般画工更高的文化素养和自由心境，他们不以精雕细琢见长，而以游戏的态度任性为之，这与其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有关。他们崇尚自然平淡，突破艺术门类限制，认同绘画和园林充满诗意，或以草隶奇字之法作画，或以画法论小说戏曲。这些不同的艺术门类为何能彼此沟通，并行无碍？这是因为，它们都要表现超逸不群的士气，具足特立独行的精神，艺术应弃绝甜俗蹊径，不落匠人习气，不拘成规习法，至于艺术创作的具体技法如何，这倒并不是士人画关注的中心。

　　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大众传播时代，这种不为世俗荣辱所累、不被名利争执所牵的美学精神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假如艺术家自甘沉沦，一味地迎合市场的口味，或堕入物欲的深渊，就会导致审美趣味的低俗、理想的缺失、精神的沦陷。艺术家一旦远离自在的心境，本真的生命状态就无从显现，更不可能创作出有内涵的佳作。这无疑是背离中华美学精神的。对于当代艺术而言，这种破境执、显真性的造境功夫传统对于净化审美空气、提升审美人格、锻炼受众品位，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意人生往往就体现在日常细微的生活当中，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发现与照亮

　　依照冯友兰、宗白华对人生境界的层级划分，最高境界在于天地境界或宗教境界。这类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中华美学孜孜以求的审美境界，它们不是客观的世界，却可在审美活动中得以体证。审美境界有高低之分，诗意化的人生境界接近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因此，审美境界不能停留于事功状态，也不能满足于道德诉求，它以与天地合一、与造化同流为旨归。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郭象讲“玄同彼我”“与物冥合”，都有审美境界的意味。孔子与曾皙等弟子言志，庄子在濠梁之上感受游鱼之乐，陶潜采菊东篱的悠然生活，苏轼赤壁之上对天地变与不变的感叹，都在泯灭物我、是非、主客、内外等的二元对立，复归于生命与天地合一、与造化同流的境界。这是人生境界，也是审美境界，体现出神圣感、庄严感和崇高感。

　　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历代士人都以诗意化的人生境界相标榜。他们笑傲江湖，对酒当歌，或登临怀古，漫游骋怀，参加雅集，以文会友，酬唱抒怀，由此舒卷性情，安顿性灵，从而实现诗意化的人生境界。他们仰观俯察，静参宇宙，或纵浪大化，或向往渔樵逸趣，驾一叶扁舟，在天地间悠游往来。这是诗意人生的表征，映现出超越世俗化生存的理想。

　　在追求诗意人生的士人看来，生活世界处处蕴藏着美的因素，值得深情地玩味和欣赏。松涛阵阵，清流泠泠，滩声入耳，风琴入怀。清音雅韵满耳，胜似玉管朱弦。微风、细雨、野径、纤草、藤蔓、枯木、飞鸟、牧童、远山、细流……无处不是意境悠然的水墨画卷。这契合士人的情趣和理想，因而被他们转化为审美境界。生活世界的自然景物和普通事物为士人的栖居添加了诗意，也使其深切感受到与他者共在的愉悦，体验到个体与宇宙、自我与世界的和谐为一。在这种本原一体的和谐共存状态，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实用理性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人成就了自身，世界的意义也得以彰显，万物活泼自在，情趣盎然。他们欣赏自我，珍重当下，以同情的眼光观照世界，有情遍及万物，普通事物也具有了与艺术同等重要甚至更高的地位，这都是在张扬诗意化的人生境界。

　　琴棋书画、诗酒雅兴、休闲娱乐、赏玩清鉴，这是中华传统士人诗意生活的写照。陶潜抚弄无弦，王羲之兰亭雅集，林逋梅妻鹤子，苏轼把酒问天，米芾拜石称兄，李渔闲情偶寄……对诗意人生境界的追求代不乏人，已发展为中华艺术的象征性符号。这种诗意人生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贵族阶层的身份标志，它往往就体现在日常细微的生活当中，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发现与照亮。王羲之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苏轼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都强调生活世界是诗意人生的依托，因此，契合天地万物的生命节律，契合人世间的美妙存在，表现生生不息的宇宙情怀，就是极高的审美境界，《乐记》讲“大乐与天地同和”，大概就是对这种天地境界的默然神往。（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 汤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