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晨的机场
凌晨4时。
天色微明，黑夜渐渐隐去，太阳还在积蓄力量。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已经响起稀稀落落的脚步声，伴着行李箱轮子划过地面的声音。
钟扬扫了一眼笔记本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合上电脑，连同一沓稿纸塞进身旁一个老旧的双肩包，起立，抡包背上，一系列动作熟练流畅。站起身后，才发觉右腿关节疼得厉害，脚趾也痛。原地活动两下，他便一瘸一拐地大步往机场柜台走去。进出西藏的机票有时非常紧张，为了买到最早航班的机动票，他要早点去柜台等着。这天运气不错，买到了6点多起飞的航班。
这些年，钟扬的生活由“上海”和“西藏“两部分组成：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双肩挑”；他同时还是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六、七和八批中组部援藏干部，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带头人。在哪里他都是出了名的工作“疯子”。
2017年5月3日，一天前刚过完53岁生日的钟扬，在复旦大学忙完一天的工作，便马不停蹄地到上海浦东机场赶最晚一班飞机前往成都，落地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成都到拉萨的最早航班早上5点左右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中间也就3个多小时，他习惯就在机场候着。一来需要处理一天的邮件，二来继续完成手头的一大堆工作。困了，就在机场的候机楼里找个座位打个盹。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睡在机场候机楼椅子上了。看着午夜稍显冷清的候机楼，他想起上海家中熟睡的妻子和大儿子，还有在山东潍坊住校的小儿子，心中涌出一丝歉疚。这一晚晓艳又没睡踏实吧，她说我一出差她就夜里常常会醒。两个孩子应该睡得正香，都是马上要满15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5时20分。随着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人群，他又往前挪了几步，右腿还是疼得厉害。大概是在候机楼里着凉了，痛风的老毛病犯了，坐久了痛，站久了也痛。“痛风，痛风，痛起来要人发疯”，每次发作起来他都喜欢这么自嘲。
他下意识地摸了下衣袋，衣袋里有几张小卡片，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待办事项，他从里面抽出一张。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每做完一件事就划去一条，事情做完纸片就扔了，做不完的誊到下一张卡片上。他迅速把当天要做的几件事在脑子里捋了一遍，又在卡片上加上几条。
时间真不够用。这些年，他一直有一种紧迫感：高原反应的危害可能要5到10年后才显现，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两年前的那场大病后，他的紧迫感更强了。家人对他生病后“变本加厉”的工作节奏很担心，80多岁的老父母打电话，希望他能减少一点工作，他每次都说，我没事，好着呢。每次电话说不了几句就要挂，要么是马上要上课了，要么是马上要开会了，要么是马上要登机了，急得老母亲只好写信劝他。去年母亲的一封长信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妻子看他回到家后疲惫的样子心疼，可几次劝说无效也就不再言语了。“他这人挺难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给他加重负担。”妻子懂他，默默地数着他一次次往返的日子。他对妻子说，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等到西藏的事业能够可持续发展，那时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登机手续办妥，窗外天色亮了些，灰白色镶着淡淡的红边。钟扬在登机口附近的长椅上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刚才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他非常善于利用碎片时间，能够做到随时打开电脑就工作，被打断后毫无过渡就能立刻接上。他颇以这一“特殊能力”为傲。这让他从各种缝隙里挤出了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间。
因为这种“见缝插针”工作法，他的双肩包里除了笔记本电脑，还有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各种手稿。他会在等人的时候写文章，也会在飞机上写文章，还在会议主席台上偷偷写过文章。一次，有个学生想帮老师接一下双肩包，一不留神差点儿没接住。他的学生赵佳媛说，大家掂量过老师的双肩包，得有几十斤吧，要两个人才能比较轻松地拎起，他却走到哪里都背着，上课、出差、去野外。
双肩包的背带早就磨毛了，表面的织布好几处都磨破了，那里面装着山山水水的跋涉，是他行走在祖国大地的最好见证。
二、另一个家园
上午6时许。
天刚刚亮，从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起飞。“顺利的话8点前到拉萨，正好投入一天的工作，自己赶一赶，复旦和西藏大学两边的事情就都不耽误。”钟扬曾得意地向学生拉琼炫耀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套“最佳时刻表”。
这确实是一份紧凑得不能再紧凑的时刻表。挤压时间的同时，一再挤压的，还有他的身体。进藏会有高原反应，离藏则会醉氧，即使西藏当地人往返西藏也会选择先适应一两天，但他从来都是不休息就直接开始工作。朋友们见到他都说，你不要命啦，这么拼！可他就是慢不下来，放不下来，他心里急呀，时间不等人。在他这里，往返上海和西藏，4000米的海拔落差频繁切换，就像是上下楼一样稀松平常。他的名言是，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嘛，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
起飞最初阶段，他通常会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基本一合眼就睡着了。飞机进入平飞阶段后，灯一亮他就醒了，15分钟的睡眠让他觉得舒服多了。从双肩包里拿出学生论文的打印稿继续修改，又批注了几十页。
“打开遮光板，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随着飞机下降，他向舷窗外望去。5500万年前青藏高原由于板块碰撞而隆起，山峰起伏跌宕的峻利棱角，山顶的皑皑积雪清晰可见，高山间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草甸和海子，像镶嵌着多彩的宝石。他已无数次从空中俯瞰这大开大合纵横捭阖的切割，每一次，哪怕只一眼，也让他生出无限壮志和温情。
西藏是他的另一个家园，是他精神的丰饶园地。他的野外工作以达尔文为榜样，这些年他对青藏高原植物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达尔文的理论。在青藏高原类型多样的极端环境下，植物与环境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经过强烈的自然选择，产生了许多适应极端环境的基因类型。把这些特殊的基因资源收集、研究清楚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命运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钟扬对植物学的兴趣缘起于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1979年，整个社会呼唤“科学的春天”，年仅15岁的钟扬高一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无线电专业。198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最初，他和同一批分配来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晓艳合作进行荷花分类研究。因为每天清晨去武汉植物园采集荷花数据，植物学的“门外汉”一下子沉浸其间。他花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为了更多地了解每种植物的特性，一有空就“泡”在武汉植物园里，熟稔上千种植物。无线电专业背景让他敏锐地捕捉到计算生物学研究方向，很快就取得学术上的进展，成为所里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20多岁的他已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钟扬33岁就当上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副局级干部，2000年却放弃职级待遇到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教授。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对于这一选择，钟扬从不后悔。他每做一件事情，都在追随他的梦想——
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的16年，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科研工作者，是热情的传播者——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他不断地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推动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发展。
从副局级所长到高校的普通教授，也是一次追梦——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启动，他希望从科学家转型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既是圆自己的教师梦，更是追随时代的号角。他迫切需要把掌握的知识，更快速地传递下去。
到复旦一年后，他的《简明生物信息学》出版了。这一学科当时在国际上也是刚刚起步，在全球也还没有一本成体系的教材！多年后，生物信息学发展得如火如荼，证明了他的研究的前瞻性。迄今为止，这本教材依然是国内发行量最大、选用高校最多的生物信息学教材。
如果沿着这条实验室研究的路走下去，以这位青年学者的聪慧和勤奋，可以想见他能够抵达的学术高度。而这时，他将目光投向我国生物资源最为丰富而人才极度缺乏的青藏高原。从学术研究的最高端、最前沿，转投“打地基”的工作——采集种子。他要先从打基础做起。
钟扬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的优秀科学家。他说，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在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生物多样性排名是很低的，但是却聚集了我国近一半的生物学家。祖国那些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才是生物学家应该去的地方。他选择去西藏，因为那里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之地。那一年，他37岁。
走进青藏高原，践行学术援藏，是他的又一次逐梦——他要为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人类储存下种子和希望。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刻地感到西部地区在科技和人才培养上，还存在巨大差距。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学研究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带进新时代的建设进程中。
16年坚持学术援藏，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在雪域高原跋涉4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他带领团队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设在云南昆明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启动于2004年，迄今已保存了我国野生植物种子9800多种，占我国种子植物总数的三分之一，跻身世界三大种质资源库之列。其中，大量青藏高原的珍贵种子来自钟扬和他的学生。
很多人不理解。在上海同样可以做研究、带学生，或许还能取得更大的科研成就，甚至获得“院士”称号，他却去做这样一项高劳动强度、低回报的“赔本”工作，走了一条缓慢而艰辛的道路。
对于这一选择，他从不后悔。别人的再好，那是别人的。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我们自己的资源，如果不掌握在自己手上，是很危险的事情。西藏是一座宝库，种子是留给未来的财富。
一次次在接近巅峰时转身，另起炉灶，他的身上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豪迈与洒脱。他心里想的就是做事，做对人类有益的事。
一次次转身，向着新的高地不断推进，他的身上有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与顽强。别人孜孜以求的东西，到他这里可以变得很“轻”，对自己所肩负的理想与使命，他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些年，他唯一后悔的是，来西藏太晚了。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时，机舱电子屏上的时间刚刚跳过9点。钟扬从经济舱狭窄的座位上站起身，再次背起双肩包，拖着疼痛的腿大步往外走。
微凉的山风扑面而来，捎带着拉萨河的气息，他大吸了一口。
拉萨的天空很蓝，比蓝更蓝。
三、在西藏再干10年
拉琼已经在贡嘎机场出口大厅等着老师了。
拉琼是钟扬在西藏大学带出的第二个藏族植物学博士。2006年夏天，拉琼刚从挪威卑尔根大学读完植物学硕士学位回到西藏大学，那段时间钟扬也正在西藏大学，和学生扎西次仁一起做西藏巨柏的研究。他们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境，要将现存的西藏巨柏逐一采样、登记造册。
拉琼第一次在西藏大学的办公室见到钟扬，他正和其他老师们一边整理采集来的巨柏样本，一边讲述最近一次野外考察的收获和各种趣事。睿智、自信、渊博、幽默、热情，初次见面，拉琼就被眼前这位上海来的学者折服了，暗下决心要跟着他攻读博士学位。
“你刚从国外回来，千万别把英语给丢掉了。”有些内向的拉琼话还没出口，他就大声说，“你的优势很突出，尽快报考复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爽直让拉琼马上放松了。
拉琼感动的是，见过这一面后，钟老师就记住了他。有一次从拉萨赶回上海途中，还专门从机场打电话询问他报考准备情况。学生的大事小事他都记在心上。他会记得每个人的老家是哪里，家中有几个兄弟姐妹，连学生发表论文时英文名怎么写他都会考虑。
2011年，拉琼考取钟扬的博士研究生。跟随老师11年，在拉琼心中，钟老师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也是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如今拉琼已成长为西藏大学理学院的教授、生态学博士生导师。
想到又能见到老师，一早，他就兴奋地开着“牛头车”出门了。在藏区大家都把丰田越野车称为“牛头车”，良好的通过性最适宜野外科学考察。
“钟老师！”看到熟悉的身影一瘸一拐地阔步走来，拉琼赶紧迎上去。
“没事，一会就好，咱们走，抓紧时间。”注意到拉琼的眼神有些迟疑，他说着就径直往副驾驶座位走，一下子把拉琼落在后面好几米。
拉琼快步跟上准备开车，只见老师在对面扶着车门，用力撑起自己的身体，缓慢地往里挪进一条腿。越野车的车架高，再拉一把，才挪进另一条腿，坐了下来。
花了有三分钟吧。那三分钟，拉琼觉得有半个世纪那么长。刚注意到老师迟缓的动作时，拉琼直后悔自己因为着急竟忘记先去帮老师。他想下车过去扶一把，老师的神情叫住了他。自从2015年那场大病之后，再次进藏，拉琼明显感觉到，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这种越野车他以前常坐，可现在，有时连上车和下车都很费劲。
“钟老师，下次您能不这么赶时间吗？”看着老师的疲态，拉琼不忍。这么大的科学家，一点不把自己当专家，什么都不讲究。
“没事、没事，我很好。玩的就是心跳嘛！”“我还要在西藏再干10年呢！”喘气还没定，他就用带着两湖人特有口音的普通话逗拉琼。他黝黑憨厚的笑容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诙谐的语调透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可此刻拉琼听着，只觉得心里酸酸的。
从拉萨贡嘎机场到西藏大学新校区，一小时左右车程。一路上说起今年藏大生态学博士点招到了第一名藏族博士生，索南措。“太好了！太好了！”钟扬连声说道，开心得像个孩子。拉琼也高兴，老师这几年一直在物色适合的藏族学生，鼓励他们来报考。
在钟扬眼里，藏族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所达不到的。他们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对这里生长的植物有感情，采种子，他们知道哪里该采，哪里不该采，采多少才合适，很多时候不是用科学的标准能说清楚的。藏族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都将回到西藏，他们必将成为科学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藏族学生，从他们当中发掘高端学术人才。
80后藏族女生德吉就是在钟扬的感召下决心报考博士的。硕士对一名藏族女孩来说，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十年前的西藏大学，博士也并不多。钟扬发现德吉是一棵好苗子，尽管专业是化学，但可以从事生物化学交叉学科的研究，便问她想不想继续考博士，初为人母的她当场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从未动过这个念头。2017年，德吉成为钟扬带出的第一位藏族女博士，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是他培养的七个少数民族博士中新近毕业的一名。
青藏高原的特殊生物环境和生物资源为我国科学家开展原创性的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钟扬说，我们需要建设一支年富力强、野外经验丰富、多民族融合的科研团队。他的梦想是，寻找高端人才培养的学术援藏新模式，让西藏的生态学研究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拉琼还记得，2009年，老师受聘成为西藏大学首位长江学者。在全校大会上，他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绝不离开西藏！”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植物学专业也没有教授，甚至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
很少有人会这样表态，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很激动。但过后又有些怀疑，担心只是一时兴起的大话。
事实证明，钟扬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切实提高西藏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多学科之间的联动，在西藏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点和生态学博士学位点获批后，为了优化招生，他还鼓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生源到藏大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多次邀请藏大教师去复旦大学交流学习，都是他出的经费。为了鼓励藏大老师申报科研项目，他不但亲自传授申报经验，凡是写了项目申报书的，交给他审，他都会帮助修改，不管申报成功与否，他都自费给每位老师补助两千元。
2011年，西藏大学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2013年，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批，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理学博士点的空白。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
四、学生永远是饥饿的
“到家啦。”
钟扬在藏大的宿舍是中坤专家楼中的一座，说起来是他个人的宿舍，其实很多人都有钥匙。两层小楼的每个房间里都放了很多藏式卡垫床——白天当藏式沙发坐，晚上可以当床睡。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只要是来西藏考察、做科研工作的，钟扬都会接待他们住在这里，给他们的高原工作提供便利。
在这之前，好几年他都住在教工周转房里，学校给他分配的这处专家宿舍，他一直不肯搬，总说已经够住了，嫌搬家太耽误时间。最后还是趁他不在拉萨的时候，几个老师和学生帮他把东西搬进了专家宿舍。
搬进来之后他也觉得挺好，一来可以接待更多来西藏的人，二来有厨房，热爱食物的他给学生们做饭更方便了。做试验的地方也有了，他把楼前面的小院改造成了实验田，种上拟南芥和抗寒水稻。这是西藏特有生态型的拟南芥，十多年来钟扬一直带着学生在寻找，最终，他的两位学生许敏和赵宁，在堆龙德庆的羊达乡，海拔4150米的山上找到了。经过分子生物学分析，证明它是全世界一个崭新的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既是两位年轻人姓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组合。
“钟老师，中午就别在宿舍做饭了，我们在小饭店吃点，你抓紧时间休息会儿。”拉琼心疼老师。
“不行不行，还是老样子，去超市买点菜，我来做饭，一会你去把大家都叫来。”平常风风火火的钟老师，这个时候却不急了，固执地要洗菜做菜。
一群学生涌进屋子，小楼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他放下双肩包，拿出笔记本电脑，把论文修改稿放在桌上，就开始下厨。
拉琼每每惊讶于老师做菜的速度，一会的工夫一桌菜就摆出来了。还特别好吃，鸡蛋炒青椒、熏肉炒蕨菜都是拿手好菜，大家都特别爱吃。看大家吃得开心，他更开心。他专门总结过，自己的绝招是火开得够旺。这天他还做了道回锅肉。学生边珍向老师“正经拜师”学艺，这是他传授的第一道菜。边珍曾有出国学习一年的想法，他便提醒她，学几道菜非常有必要。
在学生中，有一句他的名言流传了十几年：“Students are always hungry（学生永远是饥饿的）”。他有几个习惯：在复旦大学时，早餐习惯性买两份，自己吃一份，另一份放在实验室，总有一个学生没吃早饭，如果没人吃他就中午自己吃；午饭，多数时候是盒饭或方便面，他会尽量跟不同的学生一起吃，这样能跟学生有更多接触。晚饭经常很晚，有时就成了宵夜，这时他会招呼实验室的所有学生一起，大家边吃边聊。在西藏大学，讨论到饭点了，他就亲自掌勺给大家做一桌菜，一边吃，一边讨论。
同事和学生眼里的钟扬是一个有魔力的人，是出色的领导者，是优秀的教育者，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广阔的视角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热情和努力能点燃所有人，去尽情拥抱无限的可能性。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曾与钟扬在复旦大学共过事。在他眼中，钟扬是一个很有才华和能力的人，走到哪里都能够很快脱颖而出，独当一面。他更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坦荡无私的品格深深感染了和他交往的每一个人。
五、深夜的一盏灯
山顶上，一轮皎洁的月亮升起。
钟扬宿舍的灯还亮着，他还在忙碌。这次进藏，钟扬的日程表像往常一样排得满满当当。
下午3点半。钟扬作为评议专家，参加了西藏大学医学院博士生答辩会。他对西藏地区植物的研究，最早就是从藏药开始的。从西藏大花红景天、手掌参，到高原香柏、山岭麻黄等等，这些年他始终关注这一领域。
他认为，种子可以为人类提供水果、花卉，改善人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粮食作物，还有医药。包括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青蒿素，也是来自植物，如果有了它的种子，就可以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进行栽培，从中获取青蒿素这样有用的药物。
下午5点。钟扬开始与西藏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处理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事情。他在西藏大学的宿舍就像是“诊室”，大家都带着问题找他请教，一刻也停不下来。
看着那个忙得都顾不上喝水的高大身影，徐宝慧觉得亲切又踏实。徐宝慧原先在理学院任党委书记，有几年和钟扬共用一间办公室，之后调到文学院任党委书记。在他印象里，钟扬一年到头就是几件衣服，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几乎就没穿过什么新衣服。这次来，穿的还是那件格子衬衫和磨得发白的牛仔裤。
记得他唯一的一次穿新衣服是有一年藏大开学。一进办公室，钟扬就得意地问徐宝慧：这件衣服怎么样？他高兴地说，这是过年时他的小儿子花了120块钱压岁钱，在复旦旁边的五角场给他买的。他为此开心又自豪。
他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可对藏大师生，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刚来西藏大学时，得知很多藏大学生从没走出过西藏，他出资发起“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80多名藏大学生赴上海学习，开阔眼界，整个活动花费几十万。谁都没想到，前前后后都是他自掏腰包，他从不提起，直到好几年后大家才发觉。
有学生做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资金不够，他就出钱补上。西藏大学给了他一笔科研奖励，他分文不动，主动提出给几个经费不足的学院使用。
2012年，西藏大学生物学专业招收首批7名硕士研究生，但学校的公共基础课还跟不上，他就联系武汉大学，选派这批学生到武大学习一年。这些学生家境都很贫困，他放心不下，好几次专门到武汉看望，一来就带着他们去东湖边最好的馆子吃武昌鱼，还当场给每位学生一千元现金作为生活补助。他还带着学生到他在武汉的家，交代年迈的父母平时多照顾，给他们改善生活。几乎每个双休日，学生们都会去吃他父亲的拿手好菜——红烧肉。
只要钟老师在，大家的心就特别定。钟扬常说，到拉萨不是出差，是回到他在这边的家。这些年，他待藏大同事如家人，大家也早已把他当作交心的兄弟。2015年5月2日，得知钟扬突发脑溢血，徐宝慧赶到上海看望。他和大家一样，心疼钟扬的身体，也担心他以后再也来不了西藏了。钟扬不在，很多还没做完的事大家不知从何入手。没想到，几个月后，他那招牌式的憨厚大笑又回响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楼道，那一刻，整个理学院都沸腾了。
同事们提醒他注意身体，把节奏放慢些。最开始他还能管住自己，有两次是坐着高铁进藏的。很快，他就把医生“不能再去西藏”的叮嘱放在一边，像钟摆一样忙碌了起来，又回到了每天只睡三小时的生活。
在学生面前，在工作面前，他似乎永远精力无穷。他是把心都捧出来交给了西藏，交给了学生，交给了面向未来的事业。
夜已深了，徐宝慧走出楼外，抬头看着钟扬宿舍依然亮着的灯，心里说不出的温暖。
晚上11点。
“坐诊大夫”总算忙完了当天的工作，打开电脑在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的申请书。
凌晨1点。
钟扬开始处理邮件。很多人都发现，常常当天下午甚至晚上和他沟通的事情，他半夜就给对方发去邮件。这些邮件主题不一，有时是同行的学术争鸣，有时是学生的课题研究，有些是研究生教育管理，有些是学校老师反映问题，有的甚至是陌生人的请求，他都会一一作答。
如果要说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熟悉他的人都会一致回答：不愿意说不。他给自己的生活塞满了各种事情，自诩过的是“并联生活”。每次见到他，他几乎都在匆忙赶往下一站。即便是这样，他从未敷衍过任何一个向他求助的学生、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他总能把每件事都做得有声有色，“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在他这里，办法总比问题多。
凌晨两点。该睡觉了。
他推崇格拉德威尔的“一万小时理论”，持续不断的努力是从平凡到卓越的必要条件。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为了挤时间，十多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节奏。在上海时，他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总是凌晨一两点钟还亮着灯，除了出差，他在办公室的时间表是周一至周日。他的闹钟固定地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早的，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这天凌晨四点要起床，准备出发去野外，他特意把“喊睡”闹钟提早了一小时。
窗外，月华如水，山的轮廓隐隐现现。
拉萨的夜，宁静而美丽。
六、高山上的雪莲
4点，起床。
粥已经煮好了，他拿出两盘备好的小菜。学生们陆陆续续到他的宿舍集合，围坐在一起吃早餐。“来吃早饭”，同学们已经习惯老师这样的嘱咐。
5点，出发。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墨脱，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是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阿萨姆平原前流经的中国境内最后一个县，也是西藏东南部最为偏远的一个县。在那一带，有一片大约7万平方公里的地区，50年来植物学家很少涉足。那里蕴藏着多少造物的沧桑与神奇。
一提起种子，钟扬兴奋得像个孩子。实际上，在藏地雪域采集种子的工作，枯燥而严谨：每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早上五点钟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一天奔波800公里已是极限。在宿营点还要连夜处理标本，夜里两三点钟才能睡下。
除了野外的科研工作，钟扬还心系着墨脱的百姓。墨脱缺少经济性作物，百姓生活还很贫困。2016年，钟扬在墨脱种植了一片咖啡豆，他关心那些咖啡豆的生长状况，想过去看看，“如果能种植出优质的咖啡豆，就能够帮助当地百姓脱贫。”
几年前，钟扬曾去过当地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那是一位上海老人拿出自己的积蓄和离休金建起的学校。复旦大学学生连续多年在此利用寒暑假开展“圆梦墨脱”支教行动。这一次，他想再去那里看看，为160多名门巴族学生做科普讲座，看看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他还在采集酸奶“种子”，去西藏的牧民家里，买牧民家自酿的酸奶，从中分离有经济价值的优质菌种。他说，中国大陆生产的酸奶至今都是国外进口菌种，这意味着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人交专利费。而西藏的酸奶是在空气中完成发酵的，只有那里纯净的空气才能做到。他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他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发表文章上，他想的是，能够给这片土地和土地上劳作的人民带来什么。
5月的青藏高原，山川相连，白云悠远，杜鹃满山。在钟扬眼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奔波与寻找充满乐趣。尽管常常要面对很长一段时间劳而无获的沮丧，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甚至是生死一瞬的状况，回答团队成员“那么累，为了什么”的困惑。
身旁，静默的岩石、亘古荣枯的草木，都是生命长河跌宕起伏、周而复始的见证者。十多年扎根西藏，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青藏高原做事，急不得，必须要做长期打算，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他也曾迷茫过。曾经的他渴望成功，热切地追求成功，青藏高原的生命百态让他逐渐放弃“成功”。
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在特定情况下能成为所谓的成功者。做些研究不是蛮好嘛，非要追求极致，一心想得大奖，往往就把事情做过头了。
“这是一个关于失败者与成功者的故事。”他在稿纸上写下这样一句话。2011年6月，他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高山雪莲，学名鼠曲雪兔子。那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寻找高山雪莲的漫长过程，让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思考，他想把这些写下来，拍一部《高山雪莲》的电影，通过一个植物学家去西藏寻找雪莲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结合起来，向更多的人传达一种精神。
在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缝里，高仅10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鼠曲雪兔子，花形宛如拇指，是那么的不起眼。那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种子植物。仅从生物学特性看，和那些高大健壮的植物相比，它们大概算是典型的“失败者”。但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
钟扬说，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更高、更快、更强”似乎是生命世界共同的追求。而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雪莲，让他看到了生命高度的另一种形式——
“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七、尾声
未来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2015年那场大病，他在病床上对友人说，一个人总要有走的那一天，不知道哪一天走。像我们这样搞科学研究的人，生死来去都是想得非常透的。这些年，唯一愧对的是家人，特别是一对双胞胎儿子，陪伴得太少。
一直奔忙在路上，家人担心。他总是不以为然，嘿嘿一笑对妻子说：“我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老天爷不会把我收走的。”
谁也没有想到，2017年9月2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定格在53岁。那天，他就是在出差赶往机场的路上，清晨5点就出发了。
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正准备出门去同济大学上班的张晓艳在电话那头喃喃地说：“他出这样的事情，概率还是很高的。”
这些年，他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在他同事、学生、家人的回忆中勾勒出的2017年5月初的这两个昼夜，只是他半生跋涉途中的一瞬。
在世界之巅无畏地奔跑，追逐梦想，就像夸父追赶太阳。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升腾——
脚踏实地，到人民中去，到广阔大地中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声音来自遥远的苍穹，与他心中愿景的河流交汇壮大，让他面对渺无人烟的空旷和对人类极限的无穷挑战时，毫无畏惧。
20多年前，他就在入党志愿书中立下自己的终身理想：“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我会永远坚定自己的信念，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他是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学家。
他就像一棵大树，因为根扎得深，他的生命之树长出了一个个健硕粗壮的枝丫，努力向上，向着不同的方向，枝繁叶茂。
他就像一盏灯，点亮了无数人，温暖是他生命的底色。
他就像一团火，赤诚热烈是他生命最鲜亮的色彩。
天地能知许国心。
他留下了好多好多故事。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上写故事。以无用之心求索，而得大用，以出世之心入世，而得大成。
他还有很多梦，在路上，在他身后，化出了一片桃林。
钟扬曾说，生物学研究是一场持久战。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的学生们还在，他们还会继续走在我为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一缕晨光照耀大地。山间，藏波罗花在沙石缝里盛开，风将蒲公英的种子吹散。风中，飘来他最爱的那首藏族民歌：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
出没于雕梁画栋；
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
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记者 颜维琦）
